成都农商银行董事长黄建军或将接棒王晖，执掌资产规模超万亿的成都银行。在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城建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能否带领成都银行转型，走出对公业务的“舒适区”，将是黄建军上任后面临的挑战之一。
股价一路狂飙的成都银行迎来新帅。
8月17日，成都银行发布公告称，因组织工作调动，王晖辞去董事长等职务，黄建军获任董事长及党委书记。
此次履新成都银行董事长的黄建军，对该行而言并非新面孔。公开资料显示，其职业生涯早期深耕于成都银行，曾担任多个部门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
2020年，黄建军转任成都农商银行董事长。在其任内，该行资产规模显著扩张，从彼时的5197.21亿元攀升至2025年6月末的9836.78亿元。
据了解，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成都银行近年来发展迅猛，成功跻身城商行前列。然而，面对经济周期波动、行业竞争加剧及监管趋严的多重挑战，该行正经历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期。
例如，从业绩增速的角度来看，2021年至2024年，成都银行的营收增速分别为22.54%、13.14%、7.22%、5.89%，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9.98%、28.24%、16.22%、10.17%。2025年一季度，该行营收增速降至3.17%，归母净利润增速降至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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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辞任成都银行董事长一职。
近日，成都银行发布公告称，因组织工作调动另有任用，王晖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及委员、董事会授信审批特别授权委员会主任及委员职务，即日生效。辞任后，王晖不再担任成都银行任何职务。
同一天，成都农商银行发布公告，宣布于8月17日上午召开干部大会，任命王晖为该行党委书记，并提名为董事长人选。
公开资料显示，王晖出生于1967年，于2005年加入成都银行，历任党委委员、行长等职，自2018年起担任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其原定任期至2027年6月11日，此次离任较原计划提前了近两年。
与此同时，这家总资产超万亿元的城商行宣布，现任成都农商银行董事长黄建军将重返成都银行，接任董事长职务。
据了解，黄建军出生于1975年11月。其职业生涯始于成都银行前身——成都市商业银行的基层岗位，曾历任该行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兼目标督查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中小企业部总经理，此后逐步晋升为成都银行高新支行行长、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西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以及成都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
2020年6月，黄建军转而出任成都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并于2022年8月升任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此期间，成都农商银行多项核心经营指标屡次刷新历史纪录，资产规模从2020年末的5197.21亿元攀升至2025年6月末的9836.78亿元，成为全国第五大农商行。营业收入从126.75亿元增长至2024年末的183.50亿元，归母净利润从38.29亿元增长至64.65亿元，并于2022年12月启动A股上市辅导。
对此，华泰证券研报认为，作为成都银行内部培养的管理人才，黄建军深度参与了成都银行战略制定和经营管理，熟悉成都银行的企业文化和运营体系，与现有领导班子保持着良好的工作默契，预计本次领导层过渡将保持平稳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与黄建军类似，现任成都银行行长徐登义在出任该职前，也曾担任成都农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如今，黄建军执掌成都银行董事长一职，意味着这对曾在成都农商银行共事的老搭档，将在新的平台上再度携手。
信贷业务“跛脚”
在管理层调整之际，这家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城商行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据了解，不同类型的银行各有经营特色，国有大行胜在资源雄厚，股份制银行则以市场化和经营灵活见长。而对于城商行而言，其发展往往高度依赖于与地方经济的深度协同。
以成都银行为例，其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与地方政策紧密相关。2016年，成都市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明确采用“拨改租”模式，即不再直接财政拨款，而是由地方基建平台作为业主引入信贷和社会资金进行项目建设。这类贷款在银行行业分类中被归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在此背景下，成都银行的对公业务驶入了快车道。2015年末，该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余额只有99.19亿元，仅占总贷款的7.39%，而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余额为2819.03亿元，占总贷款的38.03%，是该行第一大贷款行业。
此外，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合计贷款余额为472.12亿元，其中，有九家均来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另一家则来自房地产行业。
而成都银行第二大贷款行业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截至2024年末贷款余额为877.06亿元，占总贷款的11.83%。
总体来看，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对公贷款总额达6026.17亿元，同比增长20.25%，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已攀升至81.15%。
然而，随着基建扩张速度减缓，经营多元化成为银行转型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成都银行早在2018年就提出了“大零售”战略，致力于构建零售业务新格局。但数年过去，其零售业务发展仍显著滞后于对公业务。
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为1387.02亿元，仅占贷款总额的18.68%。而个人贷款中，规模最大的又是个人购房贷款，年末余额为999.07亿元，占个人贷款的72.03%。相应地，个人经营贷和个人消费贷规模则相对较小。
与头部城商行相比，成都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明显较弱。数据显示，北京银行的零售贷款余额为7026.15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31.79%。江苏银行零售贷款余额为6748.04亿元，约占贷款总额的32.21%。
较高的对公贷款集中度，使成都银行盈利结构单一且过度依赖对公贷款利息收入，从而制约了其盈利能力，特别是在利率下行周期。数据显示，其净息差从2021年的2.13%逐步下滑至2024年的1.66%，2025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1.58%。
从业绩增速的角度来看，2021年至2024年，成都银行营收增速分别为22.54%、13.14%、7.22%、5.89%，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9.98%、28.24%、16.22%、10.17%。2025年一季度，该行营收增速降至3.17%，归母净利润增速降至5.64%。
内生能力亟待增强
除了信贷业务发展不均衡，成都银行的资本充足指标近年来也持续承压。
2021年，该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00%和8.70%。进入2022年，虽然资本充足率微升至13.15%，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却下滑至8.47%。2023年，两项指标均出现同比下降，分别为12.89%和8.22%。
尽管2024年情况有所好转，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回升至13.88%和9.06%，但进入2025年，该行资本充足指标继续承压，资本充足率下滑至13.4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进一步降至8.84%。这也意味着，成都银汉需要增强自身的内生增长能力。
根据监管披露数据，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5.28%和10.70%，高于成都银行当前水平。
在此背景下，成都银行的大股东也为补充成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做出了努力。
2022年3月，成都银行发行80亿元可转债，股东认配比例高达79.11%。此后，经过三次现金分红除息调整，2024年“成银转债”的转股价格定为12.23元/股。
得益于2024年以来股价的持续攀升，“成银转债”触发了有条件赎回条款，并于2025年2月成功完成强制赎回转股。此次强赎使其成为2025年首支完成强赎的银行转债，也是近五年发行可转债的银行中首家完成强赎转股的银行。
据了解，此次强赎最终完成转股79.95亿元，转股率达99.94%，提前三年完成了80亿元可转债的摘牌。转股所得资金将按照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从公告来看，在转股前，第一大股东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成都产业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产控”）、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欣天颐投资”）、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持有成都银行可转债金额达24.01亿元。第二大股东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则持有14.39亿元可转债金额。
此外，成都银行大股东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2025年4月，成都银行公告称，股东成都产控、欣天颐投资计划在6个月内，以不超过17.59元/股的价格增持3979.44万股至7958.87万股。
然而，增持计划披露后，成都银行股价持续高于设定的增持价格上限，导致成都产控和欣天颐投资未能实施增持。直到8月8日，成都银行才发布公告宣布取消原定的增持价格区间限制，并延长实施期限。
当前，随着黄建军履新，如何降低成都银行对公贷款的高集中度、同时探索更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成为他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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